94岁学者许倬云眼中的“天下格局”

  在新书《天下格局：文明转换关口的世界》中，历史学家许倬云以“从世界看中国，再从中国看世界”的大历史观，分析了古代中国的“天下国家”体制，从“全球化”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内向型经济形态及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，随后，笔墨从轴心时代中西方文化的比较，延展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，以及近代以来中国被深度卷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后两种文明的互动。许倬云认为，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、经济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气质，中国传统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、“世界大同”的理念，应该成为构建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。

  “我是许倬云，一个移居美国五六十年的老头子，已经90多岁了。年迈老病之际，我愿意与大家谈谈话，是因为我觉得：作为中国人，应该对中国做出一定的回报，将我专业上所得所知与诸位分享。”

  中国的人口众多，疆域辽阔，我们要面向未来发展，哪些是既定的因素？哪些是稳定的因素？哪些是关乎政策变革的因素？这是《天下格局》开篇探讨的话题。

  许倬云认为，首先，从世界地图来看，中国所在的区域是相当完整的一大片；而中国的内部各分区之间，也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。天地之间，如此广大的一块区域，中间没有太大隔绝，放眼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。

  其次，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融合，农耕人群可以吸纳游牧部族，游牧部族则较难吸纳农耕人群。最终，游牧部族被同化，纳入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基本经济体系之内。

  再次，中国的定居农业发展得非常早，而且从散耕或粗放形态发展为精耕农业。这种农业形态的稳定性，使进来的人群只能迁就农民，而不能改变农民。中国的农业用地在长期精耕之下，生产的粮食够大量人口食用，这也是中国长期稳定、有力量融合外族的保障。

  此外，秦汉帝国时期，中国还发展出遍布全国、纵横交织的道路交互与通行网。中国内部不同的农业区，因为道路网而相互连通。这个道路交互与通行网于秦代建设、汉代完成，此后只是一步步完善而已。这个道路网的出现，也使中国内部被连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稳定性结构。

  中国的文化特质之一是安土重迁，认为能够世代住在一个地方是福气，能够传宗接代是福气。中国人之间的关系，也是从个体、小群到大群连续下来，形成个人——家庭——亲族，乃至民族——国家的大关系网络。在许倬云看来，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色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一大网络之中不同的层次。作为其中一员，既能得到大网络带来的好处，也要对大网络有所贡献。大网络对身处其中的个体，也有一定要求。这种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，是中国长期保持安定、稳定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。

  许倬云指出，这一些因素使中国能保持长期的稳定，以及具备容纳、吸收、改变的文化特质——通常在改变发生以后，还能迅速恢复到安定状态。所以中国不怕“变”，就怕变了之后不能适应。所谓物极必反、盛极必衰、剥极必复，以及满招损、谦受益……说的都是变化，以及怎么来面对变化的道理。这就是中国的哲学。

  “定中有变，变中有安”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。就如同百年来的近现代中国，衰极之后还是能找到出路，一直发展到今天。这样一个世界唯一不改变的，就是经常在改变。上述基本要素，使中国在面临挑战、危机时，内部调适具有相当的弹性，许倬云认为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及西方很大的不同之处。

  《天下格局》花了很大篇幅来讨论“轴心时代”的话题。所谓“轴心时代”，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；后来，英国学者凯伦·阿姆斯特朗进一步发挥，写出了《轴心时代：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》一书。

  雅斯贝尔斯假定，距今2200年至2800年，在世界几个大的文化圈，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人物。他们提出亘古常新的大问题——我们永远要研讨，永远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，诸如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人与过去、现在的关系，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……凡此，讨论的虽然都是哲学问题，但并非出于好奇，而是希求以思考、阐述哲学问题的方式，来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。

  这一阶段，各个文化圈尚处“少年时代”，却已经对诸多问题做出“一锤定音”的方向性判断：那个时代的人关心什么样的事情，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仍旧是同样关心，而且还是以他们当年的思想，作为行为的标准、取舍的凭据。

  所以，许倬云认为，从“轴心时代”的文化特点就能看见现代人的集体性格。同样，我们也能看到每个文化圈里的个人在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中，是跳出原有文化圈走向兼容并包，还是在既有的文化圈之中，继续深入、加强自身的文化认同。这是轴心时代的文化对于现代人的意义。他分析“轴心时代”的文化特色，就希望根据今天的世界格局，当前各个国家、地区的所作所为，来推论人类共同体未来的走向。

  具体来说，中国的轴心时代，大约就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。在孔子所处的时代，中国文化侧重于内在人心的整顿。埃及文化则由太阳神信仰，转化为“独一真神信仰”，基督教也是如此。许倬云指出，一神教独占性的信仰之下，信众就是神特别垂青的一个族群，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荣耀神，但他们也蒙受神恩及神之护佑。如此观念下，信徒与非信徒之间泾渭分明，而且信徒自认为有先天的优越性。以近代欧洲白人怎么样对待黑人及印第安人为例：白人占领其土地，剥夺其资源，践踏、奴役、杀害其民众，却认为一切理所当然，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神的子民。“假若我们不理解历史上的这些分歧，就无法了解今日的世界，为何存在如此的不公平；也就不容易理解，为何近代以来的中国被打趴在地，受了一百多年的苦。”

  中国文化则是另一种面貌。许倬云解释说，中国文化主张人虽在宇宙之中，但人的内心之中也有一个大宇宙以及真理存在。这一真理个人能否掌握，依靠机缘、能力，更凭借个体生命不断推进自己的点滴功夫，而非外在神的恩典。

  在许倬云看来，“中国”这两个字，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主权国家，也不仅是一个人群的共同体，还是一种人性、人生提升的理念：人在天地之“中”；人生在世，修己安人，要符合“中道”；中国自认为天下国家，也勇于担任人间秩序的守护者。

  许倬云动情地说，这条道路非常曲折，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走了许多冤枉路，牺牲了许多个人、许多群体，但我们从始至终在走。走路的过程中，哪怕是蒙冤、受难，依然有一批人虽辱身而不丧其志，始终仰望这一个国家建设的目标，砥砺前行，这是过去数十年中国发展的根本之所在。

  在他看来，中西之间的差别，在后面几十年的人类社会中，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。中国的这一套人间秩序与自然秩序的配套、相应，不崇尚绝对的力量、绝对的秩序，认识到秩序内部力量之间的互拉互推、彼此纠缠，有助于将来世界秩序的重整。“我自己觉得，‘以人为本’这个立场，应当是人类共同寻找的未来世界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只有相信自身的良心，我们才会平心静气地去对待他者，不卑不亢，与他者建立平等互惠的长久关系。”

  中国文化之中，始终有一个“大同世界”的理想。《礼运·大同篇》说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预见在未来会出现共同的、全球化的世界，不再有国与国的界限，不再有族群间的冲突。“这一理想，到底何时才能实现？我们不知道。甚至它有没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，也尚未可知。然而，理想的意义，不正在于一代代心怀理想的人前赴后继，奔向、趋近这个目标吗？”许倬云指出。

  在这个人类文明转换的关口，作为中国人尤其要自尊自重，既不能骄傲，也不能践踏自己。许倬云直言，年岁愈长，自己愈珍惜中华文明之中可贵的部分。“当然，中华文明也不是没有需要检讨的地方，比如‘五伦’，这是非常‘定格’的上下尊卑；身处其中，人与人的关系不平等，也并不自由。凡此固定、呆板的伦常观念，其实是从宋朝以后才出现的，我们大家可以改革它。明朝出现的阳明心学观念，就比较不一样。我们该重视这一尊重人性的体系，以解释今天‘人的特别地位’，以及个体在人群之中的特别地位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知道：自己是人类之中的一分子，与其他任何人同样可贵，也同样应该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；尽到自己的努力，去给人家同样的权利、同样的地位。”

  ９４岁的许倬云，在书中还表达了对AI等科技的思考。“在未来世界，我们将会慢慢的机械化、自动化、信息化。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秩序之下，人有多少自由？或许在不远的将来，人会被自己创造的用具所奴役。到那时，我们该怎么去办？我们要注意，假如不是以人为中心，而是以物质世界作为核心指标的话，有极大几率会出现大的危机。物质世界越来越信息化，我们越发要保留人的自由意志、自由想象、自由情感。”

  他给出的建议是，要将对人本身的尊重安放进生命里。“在保持个体独立自由的同时，要想到人与我、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这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实在的力量。这个理念的力量，目前还看不见，但它有极大的潜力能发挥出来，对未来世界应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”

  许倬云希望我们大家理解：我们是人，我们应当尊重他人；人活在世界之中，人也应该尊重这样一个世界；我们得到过他人的帮助，也应该回馈他人以帮助；我们得到、享有世界的资源，也要回馈这世界一分心力，不要糟蹋这样一个世界，更不要糟蹋自己。个体是宇宙存在的一部分，我们对这个宇宙有好奇，但是不要轻蔑它。“我们或许能够追求的是：将我们的生命提升到一个真正自由的境界。”